《二心集》_硬译与文学的阶级①

书号:40037 时间:2017/9/13 字数:19666

上一章　　　‮①”性级阶的学文“与”译硬“‬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
　　听说《新月》月刊团体②里的人们在说，现在销路好起来了。这大概是真的，以我似的

际极少的人，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。顺便一翻，是争“言论自由”的文字③和小说居多。近尾巴处，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，以为“近于死译”④而“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”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，以及在《文艺与批评》⑤的后记里所说：“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，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，译完一看，晦涩，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；倘将仂句⑥拆下来呢，又失了原来的语气。在我，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，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，所余的惟一的希望，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”这些话，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，还在“硬译”两字旁边加上套圈，于是“严正”地下了“批评”道：“我们‘硬着头皮看下去’了，但是无所得。‘硬译’和‘死译’有什么分别呢？”

　　新月社的声明⑦中，虽说并无什么组织，在论文里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“组织”“集团”这些话，但其实是有组织的，至少，关于政治的论文，这一本里都互相“照应”；关于文艺，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的余波。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：“…但是不幸得很，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。…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，…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。…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，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，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”字旁也有圆圈，怕排印麻烦，恕不照画了。总之，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，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，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，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，于是出示曰“此风断不可长”云。

　　别的“天书”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，从我个人来看，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。第一，梁先生自以为“硬着头皮看下去”了，但究竟硬了没有，是否能够，还是一个问题。以硬自居了，而实则其软如棉，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。第二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，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这问题从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这篇文章里，便可以解释。Proletary⑧这字不必译音，大可译义，是有理可说的。但这位批评家却道：“其实翻翻字典，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，据《韦白斯特大字典》⑨，Proletary的意思就是：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，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。…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！（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）”其实正无须来争这“体面”大约略有常识者，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，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。这正如将Chemie译作“舍密学”⑩，读者必不和埃及的“炼金术”混同，对于“梁”先生所作的文章，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，误解为“独木小桥”竟会动笔一样。连“翻翻字典”（《韦白斯特大字典》！）也还是“无所得”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。

　　二

　　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，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“我们”颇有些“多数”和“集团”气味了。自然，作者虽然单独执笔，气类则决不只一人，用“我们”来说话，是不错的，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，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。然而，当“思想不能统一”时“言论应该自由”时，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，也有一种“弊病”就是，既有“我们”便有我们以外的“他们”于是新月社的“我们”虽以为我的“死译之风断不可长”了，却另有读了并不“无所得”的读者存在，而我的“硬译”就还在“他们”之间生存，和“死译”还有一些区别。

　　我也就是新月社的“他们”之一，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，是全都不一样的。

　　那一篇《论硬译》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：“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…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，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，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。”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，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。我的译作，本不在博读者的“爽快”却往往给以不舒服，甚而至于使人气闷，憎恶，愤恨。读了会“落个爽快”的东西，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：徐志摩先生的诗，沈从文，凌叔华⑾先生的小说，陈西滢（即陈源）先生的闲话⑿，梁实秋先生的批评，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⒀，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⒁。

　　所以，梁先生后文说：“这样的书，就如同看地图一般，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”这些话，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，虽说犹如不说了。是的，由我说来，要看“这样的书”就如同看地图一样，要伸着手指来找寻“句法的线索位置”的。看地图虽然没有看《杨妃出浴图》或《岁寒三友图》那么“爽快”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（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，看惯地图的人，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），但地图并不是死图；所以“硬译”即使有同一之劳，照例子也就和“死译”有了些“什么区别”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，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，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，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。现在的世间，原不是一为学者，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。

　　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，举了我三段的译文，虽然明知道“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，意思不能十分明了”在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这篇文章中，也用了类似手段，举出两首译诗⒂来，总评道：“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，那么我愿意等着，等着，等着。”这些方法，诚然是很“爽快”的，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《新月》月刊里的创作——是创作呀！——《搬家》第八页上，举出一段文字来——

　　“小

有耳朵没有？”

　　“我没看见过小

长耳朵的。”

　　“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？”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，眼是管看东西的。

　　“这个蛋是白

黑

？”枝儿见四婆没答她，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。

　　“现在看不出来，等孵出小

才知道。”

　　“婉儿姊说小

会变大

，这些小

也会变大

么？”

　　“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，像这个

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？”

　　也够了“文字”是懂得的，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，但我不“等着”了，以为就这一段看，是既不“爽快”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。

　　临末，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：“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，…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。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，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？…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，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，因为‘硬着头皮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并且‘硬译’也不见得能保存‘原来的

悍的语气’。假如‘硬译’而还能保存‘原来的

悍的语气’，那真是一件奇迹，还能说中国文是有‘缺点’吗？”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，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，或者希望“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”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，较易于翻译外国文，语系相近的，也较易于翻译，而且也是一种工作。荷兰翻德国，俄国翻波兰，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？日本语和欧美很“不同”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，比起古文来，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

悍的语气，开初自然是须“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”很给了一些人不“愉快”的，但经找寻和习惯，现在已经同化，成为己有了。中国的文法，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，然而也曾有些变迁，例如《史》《汉》不同于《书经》⒃，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《史》《汉》；有添造，例如唐译佛经，元译上谕，⒄当时很有些“文法句法词法”是生造的，一经习用，便不必伸出手指，就懂得了。现在又来了“外国文”许多句子，即也须新造，——说得坏点，就是硬造。据我的经验，这样译来，较之化为几句，更能保存原来的

悍的语气，但因为有待于新造，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。有什么“奇迹”干什么“吗”呢？但有待于“伸出手指”“硬着头皮”于有些人自然“不是一件愉快的事”不过我是本不想将“爽快”或“愉快”来献给那些诸公的，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，梁实秋先生“们”的苦乐以及无所得，实在“于我如浮云”⒅。

　　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，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，例如他说“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，例如厨川白村⒆的《苦闷的象征》，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，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。”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：“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”但同是一种外国文，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，而“风格”和“句法的线索位置”也可以很不同。句子可繁可简，名词可常可专，决不会一种外国文，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。我的译《苦闷的象征》，也和现在一样，是按板规逐句，甚而至于逐字译的，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，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，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，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，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。若在三家村里，专读《古文观止》⒇的学者们，看起来又何尝不比“天书”还难呢。

　　三

　　但是，这回的“比天书还难”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，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。看不懂了，会有影响，虽然好像滑稽，然而是真的，这位批评家在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里说：“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，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。”(21)这就是说：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，极不完全了。

　　但对于这罪过，我们（包含一切“天书”译者在内，故曰“们”）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，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。“什么卢那卡尔斯基，蒲力汗诺夫”的书我不知道，若夫“婆格达诺夫之类”的三篇论文(22)和托罗兹基的半部《文学与革命》(23)，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。英国没有“鲁迅先生”译文定该非常易解。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，曾经显示其“等着，等着，等着”的耐心和勇气，这回对于理论，何不也等一下子，寻来看了再说呢。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，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，如果单是默坐，这样也许是“爽快”的，然而开起口来，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。

　　例如就是那篇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的高文，结论是并无阶级

。要抹杀阶级

，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(24)先生的“什么马克斯牛克斯”以及什么先生的“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”的学说。那么，就万喙息响，天下太平。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“什么马克斯”毒了，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，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。不过这“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。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

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”(25)要促起他们的联合，

发他们争斗的

念。不错，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，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。况且“本无其物”的东西，是无从自觉，无从

发的，会自觉，能

发，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。原有的东西，就遮掩不久，即如格里莱阿(26)说地体运动，达尔文(27)说生物进化，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，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，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，并不为奇者，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，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。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，非有绝技是不行的。

　　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，以为如卢梭所说：“资产是文明的基础”(28)“所以攻击资产制度，即是反抗文明”“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，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，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。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。”我想，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，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，都以资产为基础。（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，那自然是对的。）希腊印度，都有文明，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，他大概是知道的；倘不知道，那也是他的错误。至于无产者应该“辛辛苦苦”爬上有产阶级去的“正当”的方法，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，教导穷工人的古训，在实际上，现今正在“辛辛苦苦诚诚实实”想爬上一级去的“无产者”也还多。然而这是还没有人“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”的时候。一经传授，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，诚如梁先生所说“他们是一个阶级了，他们要有组织了，他们是一个集团了，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，一跃而为统治阶级。”但可还有想“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，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”的“无产者”呢？自然还有的。然而他要算是“尚未发财的有产者”了。梁先生的忠告，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，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。

　　那么，此后如何呢？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。因为“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，经过自然进化之后，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，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，无产者仍是无产者”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“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”所以“要建立所谓‘无产阶级文化’，…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”(29)。

　　自此以后，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。

　　四

　　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，是“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”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，有不同的地方，但还有相同的地方“他们的人

（这两字原本有套圈）并没有两样”例如都有喜怒哀乐，都有恋爱（但所“说的是恋爱的本身，不是恋爱的方式”）“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

的艺术”(30)。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。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，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“有出息”那么，爬上是人生的要谛，富翁乃人类的至尊，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，又何必如此“过于富同情心”一并包括“劣败”的无产者？况且“人

”的“本身”又怎样表现的呢？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

质，有化合力，物理学底

质有硬度，要显示这力和度数，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，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“本身”无此妙法；但一用物质，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。文学不借人，也无以表示“

”一用人，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

，无需加以“束缚”实乃出于必然。自然“喜怒哀乐，人之情也”然而穷人决无开

易所折本的懊恼，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，饥区的灾民，大约总不去种兰花，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，贾府上的焦大，也不爱林妹妹的。“汽笛呀！”“列宁呀！”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，然而“一切东西呀！”“一切人呀！”“可喜的事来了，人喜了呀！”也不是表现“人

”的“本身”的文学。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

的文学为至高，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

——营养，呼吸，运动，生殖——的文学，或者除去“运动”表现生物

的文学，必当更在其上。倘说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所以以表现人

为限，那么，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，所以要做无产文学。

　　其次，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，和作品无关(31)。托尔斯泰出身贵族，而同情于贫民，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；(32)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；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，志行吐属，过于贵族。(33)所以估量文学，当看作品本身，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。这些例子，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

的。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，旧

涤不尽，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。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，但也并无文学作品，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，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。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，而志行吐属，过于王侯者，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，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。也许，他原想“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，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”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，不料终于“劣败”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，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“爽快”了罢。

　　其次，梁先生说“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，大多数永远是蠢的，永远是和文学无缘”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，因为“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”就是，虽在无产阶级里，也会有这“天生的一种福气”的人。(34)由我推论起来，则只要有这一种“福气”的人，虽穷得不能受教育，至于一字不识，也可以赏鉴《新月》月刊，来作“人

”和文艺“本身”原无阶级

的证据。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，所以另定一种东西（文艺？）来给他们看“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，电影，侦探小说之类”因为“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，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”的缘故。这样看来，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，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，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，乃是上帝之所赐——“福气”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，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，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，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。这是不错的，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，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，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，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，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，不过说，文学有阶级

，在阶级社会中，文学家虽自以为“自由”自以为超了阶级，而无意识底地，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，那些创作，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。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，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

，张扬真理的。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，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，只要一瞥，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“武器”——不“文章”了。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“全人类”“超阶级”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，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。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“他们一定胜利的，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”说出“去了”之后，便来“打发”自己们以外的“他们”那样的无产文学家，那不消说，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，未免有“以意为之”的错误的。

　　又其次，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，就是当作宣传品。他“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”但“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”(35)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。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，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，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。诚然，前年以来，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，填进口号和标语去，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。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，都没有无产气，不用口号和标语，便无从表示其“新兴”的缘故，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。今年，有名的“无产文学底批评家”钱杏邨先生在《拓荒者》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，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，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，来给那些“革命文学”辩护。(36)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，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。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，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，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，歌调，诙谐。只要看台明·培特尼（Demian Bednii）(37)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，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，便可明白了。

　　最后，梁先生要看货

。这不错的，是最切实的办法；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，是不对的。《新月》上就曾有《论翻译之难》(38)，何况所译的文是诗。就我所见的而论，卢那卡尔斯基的《被解放的堂·吉诃德》，法兑耶夫的《溃灭》(39)，格拉特珂夫的《水门汀》(40)，在中国这十一年中，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。这是指“新月社”一

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，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。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，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。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，说新兴阶级，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，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，是“布尔乔亚”的恶意(41)。这话为农工而说，是极不错的。这样的无理要求，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，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。但中国的作者，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，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，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，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，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？不会的。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·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，普理希文，(42)至今都还有好作品。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，我想，那病

并不在“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”而在“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”在“无产者文学”这旗帜之下，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，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，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，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“清算”就是，请文学坐在“阶级斗争”的掩护之下，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，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。

　　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，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。梁先生也知道，所以他临末让步说“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，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，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，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，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，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。”(43)但这好像“中

亲善，同存共荣”之说，从羽

未丰的无产者看来，是一种欺骗。愿意这样的“无产文学者”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，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“有出息”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“无产者”一

，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

，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，都决不是无产文学。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，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，所要的是全般，不是一角的地位。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，假如在“人

”的“艺术之宫”(44)（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）里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

椅，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，一个右执“新月”一个左执“太阳”(45)，那情形可真是“劳资”媲美了。

　　五

　　到这里，又可以谈到我的“硬译”去了。

　　推想起来，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：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，宣传必须多数能懂，那么，你这些“硬译”而难懂的理论“天书”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？不是等于不译么？

　　我的回答，是：为了我自己，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，和一部分不图“爽快”不怕艰难，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。

　　从前年以来，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，每一种刊物上，大抵总要看见“鲁迅”的名字，而作者的口吻，则

一看，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。但我看了几篇，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。解剖刀既不中腠理，子弹所击之处，也不是致命伤。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，就至今还未判定，忽说小资产阶级，忽说“布尔乔亚”有时还升为“封建余孽”而且又等于猩猩(46)（见《创造月刊》上的“东京通信”）；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，是十分可能的，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，却在任何“唯物史观”上都没有说明，也找不出牙齿

黄，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。我于是想，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，是太少了，所以大家有些胡涂。对于敌人，解剖，咬嚼，现在是在所不免的，不过有一本解剖学，有一本烹饪法，依法办理，则构造味道，总还可以较为清楚，有味。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(47)比革命者，以为窃火给人，虽遭天帝之

待不悔，其博大坚忍正相同。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，本意却在煮自己的

的，以为倘能味道较好，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，我也不枉费了身躯：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，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

的奢华，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，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“报复”梁先生说“他们要报复！”其实岂只“他们”这样的人在“封建余孽”中也很有的。然而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，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。这样，首先开手的就是《文艺政策》(48)，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。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，(49)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(50)的剧本了，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，便在所编的《文艺生活》(51)上，笑我的翻译这书，是不甘没落，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。翻一本书便会浮起，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，我并不这样想。有一种小报，则说我的译《艺术论》是“投降”(52)是的，投降的事，为世上所常有。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，住进巴黎的旅馆了，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。今年，说法又两样了，在《拓荒者》和《现代小说》上，都说是“方向转换”(53)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，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(54)上，算是一个好名词。其实，这些纷纭之谈，也还是只看名目，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。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，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，倘有曲译，倒反足以为害。我的译书，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，因为他们是有不贪“爽快”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。

　　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，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，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，却决不肯有所增减，这也是始终“硬译”的一个原因。自然，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，能够译成既不曲，也不“硬”或“死”的文章的，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，我就只要来填这从“无有”到“较好”的空间罢了。

　　然而世间纸张还多，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，志大力薄，写不完所有的纸张，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，扫

异类的批评家，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，便喟然兴叹，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。上海的《申报》上，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“阿狗阿猫”(55)，其愤愤有如此。在“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，早为读者所共知”的蒋光Z先生，曾往日本东京养病，看见藏原惟人(56)，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，简直比原文还难读…他就笑了起来，说：“…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，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

文的，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，从

文译到中国去，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？…”(57)（见《拓荒者》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，尤其是重译的表示。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，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，扫

无余，真是普遍得远了。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，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。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，陆续译出好书来，不仅自骂一声“混蛋”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。

　　然而现在呢，这些东西，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，称人为“阿狗阿猫”的伟人也不译，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，可惜养病之后，只出了一本《一周间》(58)，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。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，大谈尼采，到欧战时候，则大骂了他们一通，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，至今只有一种，(59)尼采的则只有半部，(60)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，或不屑顾及，拉倒了。所以暂时之间，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，仍从

文来重译，或者取一本原文，比照了

译本来直译罢。我还想这样做，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，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，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“好笑起来”也不该如梁先生的“等着，等着，等着”了。

　　六

　　我在开头曾有“以硬自居了，而实则其软如棉，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”这些话，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，就作为本篇的收场。

　　《新月》一出世，就主张“严正态度”(61)，但于骂人者则骂之，讥人者则讥之。这并不错，正是“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虽然也是一种“报复”而非为了自己。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，还说“我们都保持‘容忍’的态度（除了‘不容忍’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），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”上两句也不错“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”和开初仍然一贯。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，一定要遇到“以暴力抗暴力”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“稳健”也不能相容了。

　　这一回，新月社的“自由言论”遭了

迫，照老办法，是必须对于

迫者，也加以

迫的，但《新月》上所显现的反应，却是一篇《告

迫言论自由者》(62)，先引对方的

义，次引外国的法律，终引东西史例，以见凡

迫自由者，往往臻于灭亡：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。

　　所以，新月社的“严正态度”“以眼还眼”法，归

结蒂，是专施之力量相类，或力量较小的人的，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，就要破例，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，叫一声“小心你自己的眼睛！”

　　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○年三月上海《萌芽月刊》第一卷第三期。

　　②《新月》月刊团体指新月社。参看本卷第8页注⑦。

　　③争“言论自由”的文字指《新月》月刊第二卷第六、七号合刊（一九二九年九月）上刊载的胡适的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

》、罗隆基的《告

迫言论自由者》和编者的《敬告读者》等。后者以同人的名义说：“我们都信仰‘思想自由’，我们都主张‘言论出版自由’，我们都保持‘容忍’的态度（除了‘不容忍’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），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。”当时新月派虽然高喊“争‘言论自由’”但实际上却反对人民有真正的言论自由。

　　④梁实秋参看本卷第92页注③。他在《新月》第二卷第六、七号合刊发表的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中写道：“曲译诚然要不得，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，把

华译成了糟粕，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，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，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；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，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，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。死译就不同了：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，读了等于不读，枉费时间精力。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，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。所以我以为，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，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。”

　　⑤《文艺与批评》鲁迅翻译的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。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。

　　⑥仂句语法术语，指一个大句子中的小句子，现多称作“主谓词组”

　　⑦新月社的声明指《新月》创刊号（一九二八年三月）所载《新月的态度》。其中说：“我们这几个朋友，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，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，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。”

　　⑧Proletary英语：无产者。下文的“普罗列塔利亚”是英语Proletariat的音译，即无产阶级。

　　⑨《韦白斯特大字典》美国诺·韦白斯特（1758～1843）编辑的一部大型英语辞典，一八二八年初版。下面英文的意思是：无产者是最低阶级的公民，他们不是以财产而只是以生孩子为国家服务。

　　⑩“舍密学”即化学。舍密是德语Chemie的音译，来源于希腊语Chemeia，意为“炼金术”

　　⑾沈从文湖南凤凰人，作家。凌叔华，广东番禺人，小说家。他们当时经常在《新月》上发表小说。后面提到的《搬家》，是凌叔华写的短篇小说。

　　⑿闲话指陈西滢在《现代评论》“闲话”专栏上发表的文章，他后来结集为《西滢闲话》，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书店出版。

　　⒀潘光旦（1899～1967）江苏宝山（今属上海）人，新月社成员。他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，宣扬优生学。著有《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》等书。优生学是英国遗传学家哥尔登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“改良人种”的学说。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，只有发展“优等人”淘汰“劣等人”社会问题才能解决。

　　(14)白璧德参看本卷第92页注④。梁实秋在《新月》上经常介绍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，并将吴苾等人译的白璧德的论文编成《白璧德与人文主义》一书，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新月书店出版。

　　⒂两首译诗指郭沫若译的苏联马林霍夫的《十月》（见一九二九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《新俄诗选》），和苏汶译的苏联撒莫比特尼克的《给一个新同志》（见一九二九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波格丹诺夫《新艺术论》中的《无产阶级诗歌》）。

　　⒃《史》指《史记》，西汉司马迁著。《汉》，指《汉书》，东汉班固著。《书经》，即《尚书》，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。

　　⒄唐译佛经，元译上谕我国自东汉时起，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，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，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，一三三五卷。元朝统治者曾强制规定诏令、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，而附以汉文的译文。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，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，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，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，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。

　　⒅“于我如浮云”语见《论语·述而》。含有轻视、无关的意思。

　　⒆厨川白村（1880～1923）日本文艺评论家。著有文艺论文集《出了象牙之塔》和《苦闷的象征》等。

　　⒇《古文观止》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、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，收入先秦到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。

　　梁实秋这段话的原文如下：“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已经看见约十种了，专门宣传这种东西的杂志，我也看了两三种。我是想尽我的力量去懂他们的意思，但是不幸的很，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得懂。内容深奥，也许是；那么便是我的学力不够。但是这一类宣传的书，如什么卢那卡尔斯基、蒲力汗诺夫、婆格达诺夫之类，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。其文法之艰涩，句法之繁复，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。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，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，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，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，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，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点的材料而已。”

　　(22)婆格达诺夫（1873～1928）通译波格丹诺夫，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。曾一度加入布尔什维克，一九一八年提出所谓“无产阶级文化”的主张。他的《无产阶级诗歌》、《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》、《宗教、艺术与马克斯主义》等三篇论文曾译成英文，载英国伦敦《劳动月刊》，后由苏汶译成中文，加上画室译的《“无产者文化”宣言》，辑为《新艺术论》，于一九二九年由水沫书店出版。

　　(23)托罗兹基即托洛茨基。他的《文学与革命》，曾于一九二五年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英文版，后由李霁野、韦素园译成中文，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。

　　(24)吴稚晖（1865～1953）名敬恒，江苏武进人，国民

政客。这里所引的他的谬论，见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他给汪

卫的信。

　　(25)梁实秋这段歪曲阶级斗争的话，见于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一文：“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。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

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。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和，是要

发无产者的争斗的

念。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，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，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。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。但是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，他们是一个阶级了，他们要有组织了，他们是一个集团了，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，一跃而为统治阶级。他们是要报复！他们唯一的报复的工具就是靠了人多势众！‘多数’群众‘集团’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暴动的武器。”

　　(26)格里莱阿（G．，Galileo，1564～1642）通译伽俐略，意大利物理学家、天文学家。一六三二年他发表《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》，反对教会信奉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，证实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“

心说”因此于一六三三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罪，软

终身。

　　(27)达尔文（C．R．Darwin，1809～1882）英国生物学家，进化论的奠基者。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《物种起源》一书中，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，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、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，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。因此曾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排斥和歧视。

　　(28)卢梭又译卢

。他提倡人权平等学说，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

源，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，只希望通过法律来限制财富的大量集中。“资产是文明的基础”见于他一七五五年为《法兰西百科全书》所写的《论政治经济学》，译文应为“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”梁实秋歪曲引用卢梭这句话所发的谬论，见于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。

　　(29)这些话也见于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：“无产阶级的暴动的主因是经济的。旧

统治阶级的窳败，政府的无能，真的领袖的缺乏，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。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，经过自然进化之后，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，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，无产者仍是无产者。文明依然是要进行的。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这一点，也知道单靠了目前经济的

足并不能永久的担保这个阶级的胜利。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还是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的。所以无产阶级近来于高呼‘打倒资本家’之外又有了新的工作，他们要建立所谓‘无产阶级的文化’或‘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化’，这里面包括文学艺术。”

　　(30)这些话也见于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：“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，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。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，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，遗传不同，教育不同，经济的环境不同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。他们的人

并没有两样，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，他们都有爱的要求，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，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，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。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

的艺术。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，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。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。例如，恋爱（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，不是恋爱的方式）的表现，可有阶级的分别吗？例如，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，可有阶级的分别吗？没有的。如其文学只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，那么，我们可以承认文学是有阶级

的，我们也可以了解无产文学是有它的理论根据；但是文学不是这样肤浅的东西，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。如其‘烟囱呀！’‘汽笛呀！’‘机轮呀！’‘列宁呀！’便是无产文学，那么无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，由它自生自灭罢。我以为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，实在是把文学看得太肤浅太狭隘了。”

　　(31)梁实秋在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一文中说：“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像发达艺术完美的人。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，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？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，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，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；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斯，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；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，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。我们估量文学的

质与价值，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，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。”

　　(32)托尔斯泰指列夫·托尔斯泰。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。他的作品无情地揭

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，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“不用暴力抵抗

恶”

　　(33)约翰孙（S．Johnson，1709～1784）英国作家、文学家。出身于书商家庭，早年靠卖文为生。后因独力编撰第一部《英语辞典》，受到皇室的赏识，被授予政府年金。从此成了“名

”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。

　　(34)这里所引也见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，原文说：“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，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。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，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，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。创造文学固是天才，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。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。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，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，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，电影，侦探小说，之类。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

群众的，必是俯就的，必是浅薄的；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。…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，我们觉得讨厌，因为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假造的；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，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？文学家只知道聚

会神的创作，…谁能了解他，谁便是他的知音，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。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。”

　　(35)这里所引也见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，原文说：“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，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‘武器’。把文学当作‘武器’！这意思很明白，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，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。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，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，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。”

　　(36)钱杏邨（1900～1977）笔名阿英，安徽芜湖人，文学家，太阳社主要成员。他在《拓荒者》第一期（一九三○年一月）《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》中说：“这种文学（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），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，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。鲁那卡尔斯基说，‘能够将复杂的，尊贵的社会的内容，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，表现出来的作家，愿于他有光荣罢。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，能够使这几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，愿于他有光荣罢。对于这样的作家，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。’（《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》）为布尔乔亚所侮蔑着的‘口号标语文学’，在一方面，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，在另一方面，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。”《拓荒者》，文艺月刊，蒋光慈编辑，一九三○年一月在上海创刊“左联”成立后为“左联”刊物之一，同年五月第四、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

查

。

　　(37)台明·培特尼（1883～1945）通译杰米扬·别德内依，苏联诗人。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，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、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。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（即赤旗章）。

　　(38)《论翻译之难》指胡适的《论翻译》一文，载《新月》第一卷第十一期（一九二九年一月），其中有“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，谁都不免有错误”的话。

　　(39)法兑耶夫（1901～1956）通译法捷耶夫，苏联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毁灭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等。《毁灭》曾由鲁迅译成中文，从一九三○年一月起在《萌芽月刊》上连载，题为《溃灭》；一九三一年以“三闲书屋”名义出版单行本，改题为《毁灭》。

　　(40)格拉特珂夫（1883～1958）苏联小说家，著有《水门汀》，又译《士敏土》，通译《水泥》，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。

　　(41)“布尔乔亚”的恶意钱杏邨在《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》中，说鲁迅、茅盾等对“口号标语文学”的批评，是“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”对“普罗列塔利亚文坛”的“恶意的嘲笑”布尔乔亚，法语波urgeoisie的音译，即资产阶级。

　　(42)亚历舍·托尔斯泰（1883～1945）、普理希文（1873～1954），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，革命后仍继续创作活动的作家。

　　(43)这些话，也见于《文学是有阶级

的吗？》。

　　(44)“艺术之宫”成仿吾在《创造》季刊第二卷第二期（一九二四年一月）《〈呐喊〉的评论》中说：鲁迅的历史小说《不周山》（后改名为《补天》）“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

足的地方”却是表示作者“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”的“杰作”

　　(45)“太阳”隐喻蒋光慈、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。

　　(46)“猩猩”之说，见《创造月刊》第二卷第一期（一九二八年八月）杜荃（郭沫若）的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一文，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、长虹的论战“是猩猩和猩猩战”下文所说“骂到牙齿的颜色”参看本卷第118页注⑥。

　　(47)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，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。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，受到宙斯的惩罚，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，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。

　　(48)《文艺政策》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，内容包括《关于对文艺的

的政策》（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(布)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）、《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》（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）和《关于文艺领域上的

的政策》（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(布)中央的决议）三个部分。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

文本转译，曾连载于《奔

》月刊，一九三○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，列为鲁迅、冯雪峰主编的《科学的艺术论丛书》之一。

　　(49)郑伯奇（1895～1979）陕西长安人，作家，创造社成员。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。

　　(50)Hauptmann霍普特曼（1862～1946），德国剧作家。Gregory夫人，格列高里夫人（1852～1932），爱尔兰剧作家。

　　(51)《文艺生活》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，郑伯奇编辑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，共出四期。

　　(52)所谓“投降”之说，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

上海小报《真报》所载尚文的《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》一文，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“批判”之后“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，表示投降的意味。”

　　(53)“方向转换”《拓荒者》第一期（一九三○年一月）所载钱杏邨《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》中说：“…就是现在‘在转换中’的鲁迅吧，也写过‘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’这一类的讽刺。”《现代小说》第三卷第三期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）所载刚果伦的《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》中也说：“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。”

　　(54)片冈铁兵（1894～1944）日本作家。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《文艺时代》杂志，从事所谓“新感觉派”文艺运动，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。

　　(55)“阿狗阿猫”一九三○年一月八

《申报·艺术界》（国民

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）“余话”栏刊载陈洁的《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》一文，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，说“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，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，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，这样，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。”同月十六

该刊又发表倜然的《创作数种》，其中也有类似的话：“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，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。”《申报》，参看本卷第92页注②。

　　(56)藏原惟人日本文艺评论家。

　　(57)蒋光慈的这些话，见他在《拓荒者》第一期（一九三○年一月）发表的《东京之旅》。

　　(58)《一周间》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，苏联里别进斯基作，蒋光慈译。一九三○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

　　(59)达尔文的学术著作，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《物种原始》（即《物种起源》）一种，一九二○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

　　(60)尼采的著作，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《查拉图司屈拉钞》的第一部，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。

　　(61)“严正态度”指新月社在《新月》第一卷第一号（一九二八年三月）发刊辞《新月的态度》中所表示的态度。他们提出所谓“健康”和“尊严”的“两大原则”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，都是和他们“所标举的两大原则——健康与尊严——不相容的”在该刊第二卷第六、七期合刊（一九二九年九月）的《敬告读者》中，又说“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”

　　(62)《告

迫言论自由者》罗隆基作，载《新月》第二卷第六、七期合刊（一九二九年九月）。　ｗＷｗ.ｉＪｓXＳ.ＣoM　